2025-08-03，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台湾《旺报》社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东亚研究所协办的“提升城市能级：创新、人文、生态”2019年沪台研讨会举行。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李鸿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唐子来作主题演讲。在“创新发展与城市活力”、“人文特色与城市魅力”、“生态宜居与城市品质”三场专题研讨上，来自沪台两地经济管理、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和生态发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针对健全城市创新生态、营造城市文化魅力、建设绿色宜居城市等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建议对策。

 

韧性城市的理论与实践

李鸿源

 

　　一、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友善水环境的韧性智慧城市

　　全世界的城市经常会发生水灾。1953年，低海拔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水灾中伤亡的人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荷兰伤亡的人数。之后他们痛定思痛，兴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包括各种各样的防潮门、防洪坝。但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保证不会被水淹。为什么呢？因为气候变了。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降雨形态改变。工程手段已经走到尽头。在台湾，为了保护台北，我们一开始也是采用传统的工程手段：高高的防洪墙、100多个抽水站和几百个水门，把台北保护得固若金汤。1997年，台湾投资2000多亿台币，建立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洪水预报系统。然而，结果是台北仍然被淹。2001年9月，纳莉台风袭台，台北严重受灾，捷运（地铁）甚至还没有通车就被淹了。为什么呢？因为台风来了，水门却关着，台北就和脸盆一样，一旦进水，就被淹得很惨。

　　我们开始思考，如果人不能胜天，那么必须要用其他方法来解决城市的淹水问题。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用非工程手段来解决这一难题。

　　二、传统城市的弊病和防洪设施的先天限制

　　实际上，随着都市化发展，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城市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城市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而且增长率也不断上升，热导效应越来越强，混凝土等灰色基础建设大量增加，当地水文环境被改变。有很多人在思考，大城市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概念？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一个城市存在于一个地方，就破坏了当地的水平衡。可问题是，发展到现代化的我们又不能不住到城市里。因此，国际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低冲击开发。不是不能够开发，而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将城市的开发对生态平衡的冲击降到最小。

　　所有的城市防洪基础设施系统先天上都有其限制，比如高度动态的环境系统、洪灾风险预估的不确定性、投资远期效益不确定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其实相当脆弱。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应对？以往我们传统的做法是：首先依据既有的知识或历史资料进行风险评估，然后主要运用大型灰色基础设施进行风险防范。这些设施包括：坝、堰、滞洪池、涵管、下水道等。然而，我们缺少一个方案：在出现极端气候，所有风险防范设施失效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从2000年开始，欧洲科学家就在讨论一个新的概念：为了失败而设计的韧性基础架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各种极端气候的因素，我们的风险防护措施一定会失败，但是在失败之后，需要达到的设计目的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仍然能够维持。韧性基础架构方法，就是对高出保护标准的极端气候条件进行的思考，为超过保护标准的情境而进行的设计。它的设计要求是：当超过保护条件时，应保持系统的基础功能，而不是防止超过保护标准；考虑最小化失效后的影响，而不是将失效概率最小化；设计分布式、自主式的系统，而不是集中式、分层结构的系统；具有因应条件改变而调整的空间与弹性；具备灾后恢复的能力。

　　三、如何打造韧性城市

　　具体怎么做呢？

　　1.改变对水的旧思维，将城市看成一个集水区来开发。荷兰大部分地区海拔处于海平面之下，它的水位随着海平面提升而提升。现在荷兰已经做到，不再是一个屋子可以随着水面浮动，而是可以让整个社区随着水面调整。荷兰有个非常典型的景观，平时是优美的城市景观绿地，但到洪水季时就变成了滞洪池。在这里，防洪、都市开发、城市景观合为一体，城市韧性越拉越长。

　　我们要习惯用集水区的概念来看城市。重点在于在都市开发过程中，如何让大部分的水回到地底下去，如何让污水、雨水回收再利用，如何让城市发展对环境和生态的冲击变得最小。

　　过去，我们的土地开发就伴随着地面的不断硬化，本来该渗到地底下的水全都跑到路面上。现在我们要设计一个透水、吸水、保水的城市。大陆把这个概念叫做海绵城市。实际上，海绵城市谈的不仅仅是透水，更是水透下去后如何与现有的下水道系统相结合。我们要从一个点到一条线，再从一条线到一个面。最开始的那个点就是低冲击开发，那条线是绿色基础建设，最后的面才是智慧城市。

　　2.推广绿色基础设施理念。绿色基础设施是指一个相互联系的绿色空间网络，由各种开敞空间和自然区域组成，包括绿道、湿地、雨水花园、森林、乡土植被等，这些要素组成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网络系统。该系统可为野生动物迁徙和生态过程提供起点和终点。系统自身可以自然地管理暴雨，减少洪水的危害，改善水的质量，节约城市管理成本。当传统灰色基础建设仅为单一排洪目标时，绿色基础建设提供了更多环境、社会、经济上的效益。

　　费城是美国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做得最好的城市。最初费城为了实现美国环保部对排水管污水溢流问题的管制要求，计划了大量的灰色基础设施，后来发现这些设施花费巨大，在资金的压力下，费城不得不另辟蹊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应运而生。费城用创新的方法，将公园、休闲空间和开放空间统一地进行规划构想，务实地集成了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因素，为城市带来了最大化效益。

　　随着观念的改变，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实施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德国汉诺威市克隆斯堡生态小区、“欧洲绿色首都”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加坡等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很多地方政府关心管理成本和土地价值。从城市管理成本来说，如果更多采用绿色基础设施，更多的水都留在地表，那么在下水道的投资就会相对减少；从土地价值来说，如果绿色基础设施做好了，灾害的影响小了，生态环境变好了，土地价值也就提高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3.实践案例的启示。我在台湾新庄市中港大排曾经做过一个项目。那里有一条臭水沟，地势低洼，污染严重，一旦下大雨，经常泛滥。臭水沟两岸的房子一年365天不敢开窗。我亲自设计了一个工程。工程很简单，主要是在路下面做两个堤岸，把污水送到旁边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再放回来，并且重建10座混凝土桥。目的是四个：截流防污、抽水防洪、清水供给、环境营造。经过工程改造后，现在的中港大排焕然一新，环境优雅，生态和谐。晚上景色更加迷人，约有半个城市的人员活动在这里举行。整个工程项目政府投资23亿台币，虽然投入不少，但工程完成后，周边房价上涨3倍，土地涨了2倍，创造了几百亿的产值。

　　我觉得，工程不是重点，重点是跨领域对话。改造一条运河不是我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唤醒市民的环境意识，也就是公民参与。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我用了大约100个小时和民众面对面沟通，把一千个不同的意见慢慢聚焦，汇总成10个有建设性的意见，最后交给建筑师，做到设计规范里。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参与式决策”。决策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我不对民众把话说清楚，等决定要做的时候，一定是一堆抗议。所以我宁可多花时间来集合大家的意见。最后这个项目没有一个民众抗议，4年准时完成。

　　4.面对的挑战。如果接受绿色基础设施的理念，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挑战是：第一，如何对现有的城市进行更新？从零开始很简单，但一个人穿着西服改西服，那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如何结合私营部门？政府决策可能很好，但如果没有私营部门承接，项目很难进行下去；第三，需要不断反思和学习；第四，缺乏资料。据我了解，大陆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资料散乱在不同的部门，如何把所有的资料整合在一起是个难题。

　　未来的城市需要转型和更新。然而，对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区，转型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城市核心区、历史老城区，既不能拆也不能改建，这是我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从核心区往外延伸，就可以开始做城市更新了。台湾的经验是，一个城市的更新可能要做10-20年，大陆的行政效率要快得多。但不管快慢，城市更新总是要做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要让民众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的交换。我认为，现在最缺乏的是一个严谨的规范方案。有了设计规范之后，游戏规则才清楚，政府知道如何发包，建筑方知道如何建造和验收，民众知道如何监督。

　　四、总结

　　我们面对的未来趋势是：1.城市系统越来越复杂，而越复杂的系统就越脆弱；2.要综合考量智慧城市、韧性城市。有专家指出，不论一个城市建设得多有智慧，水一淹就什么都没了。因此，在实现智慧城市前一定先要有韧性城市的概念；3.地方政府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中央政府的决策很正确，可是地方要保证执行力度；4.要兼顾民众的态度，考虑民众的利益；5.需要有国际合作伙伴。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1.要通过科学观察与分析，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案，尤其是超过设计标准的极端气候时的应对方案；2.危机就是转机，转机就是商机；3.要用最小的资源达到最大的效果；4.改变旧有思维，创造新型伙伴关系；5.要跨领域对话，跨部门整合。

 

上海2035：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唐子来

 

　　一、城市发展的宏观背景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的世界经济影响日益显著，中国主要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引人关注。

　　经济全球化有两个维度：一是地理上的高度扩散，比如旺旺集团从台湾拓展到了大陆；二是功能上的深度整合，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引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企业跨国指数佐证了地理上高度扩散和功能上深度整合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也有学者用企业跨国指数表征城市跨国指数。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转型，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过去我们关注产业链，比如我们认为电脑产业是先进产业，纺织产业是落后产业。但现在重要的不再是哪个产业，而是在产业中占据了哪个价值区段。我们不能说纺织产业是落后产业，意大利做服装面料、做服装设计，但都占据了纺织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手机是先进产业，但是我们只做装配，没有芯片生产能力，就只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

　　什么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资本体系（流通空间）中的枢纽或节点。对于全球经济网络，世界上有两种学派：一种是以跨国公司总部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支配体系。它认为全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支点”，既是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也是全球交通和通讯枢纽，因而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支配地位；另一种是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服务体系。它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而金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关键产业。比如苹果公司在硅谷，但是苹果所使用的全球资本是纽约的金融体系为其提供服务的，所以真正的全球城市并不是以总部金融为核心，而是以金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国际研究显示，全球资本支配体系和全球资本服务体系并非完全一致，但顶级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既是全球资本支配中心，又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

　　因此，我个人认为，制造业对上海并不是最关键的，上海没有大飞机仍然是全球城市，但是如果上海没有陆家嘴，就不再是全球城市了，因为全球城市的核心是金融和高端性服务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国际研究也显示，如果是顶级的全球城市，其资本服务、资本支配能力都很强，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在中国大陆就是北上广深。

　　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机构之一——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中心（GaWC）发布数据，其依据高端生产性服务业175家世界主要企业（称为GaWC175）的全球关联网络（基于企业总部和各级分支机构在各个城市的分布数据），测度了2000-2018年世界各个城市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全球网络关联度。在2000-2018年期间，伦敦和纽约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关联网络中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ALPHA++层级），香港、巴黎、新加坡和东京始终处于重要地位（ALPHA+层级）。中国大陆的北京和上海迅速崛起，分别从2000年的第36位和31位上升到2018年的第4位和第6位。

　　二、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为什么上海要定位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从GaWC175等世界城市的排行榜上可以发现，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城市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各类全球城市排名不断提升，在国内上榜城市中始终名列前茅。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上海已经进入全球城市行列，应当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不仅是上海自身的愿景，更是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交给上海的使命。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上海理应担当“全球城市”的国家使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全球城市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作为全球经济网络与中国经济板块的接口，也可以称之为“门户城市”。

　　可以说，上海已经进入全球城市行列，但是各个维度表现差异明显，发展并不均衡。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各类全球城市排行榜中，上海的地位都在逐年上升；第二，在全球影响力中，上海的经济影响力排名靠前，而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相对落后；第三，在经济影响力中，上海的门户城市（Gateway City）属性高于中心城市（Central City）属性。国际上更多地是将上海作为中国市场与全球经济网络接轨的门户，因此跨国公司中国总部大多建在上海，但上海并没有类似于硅谷的本土跨国公司。坦率地说，因为大陆经济发展较快，上海目前仍是以受力为主的城市，还不是发力的城市。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从全球城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从一个Gateway City变成一个Central City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卓越的全球城市”不仅是经济影响力，还包含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经济影响力无疑是全球城市的首要维度，金融和商务产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影响力的核心领域，而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则是全球城市的重要维度，不可或缺。全球城市的三个实力维度受到四个能力维度的制约，包括体制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和物质资本。“卓越的全球城市”应当在三个实力维度和四个能力维度形成全方位的竞争优势。上海在物质资本方面比较好，但在体制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三个方面都有欠缺。因此，近年来上海努力改善营商环境，弥补制度缺陷。我们希望上海能在四个维度都做到最好。

　　三、城市规划思维的转型

　　1.价值取向转型：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这次做城市总体规划时，我们的规划思维发生了很大转变。一个城市能否发展好，取决于这个城市能不能服务好三类人：居住者、投资人和旅游者。如果这三类人都争先恐后地来，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大发展。做总体规划前，我们做了一个上海市民意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市民认为全球城市并不仅仅是经济范畴，还应包括创意城市、智慧城市、安全城市、宜居城市、关怀城市、人文城市、绿色城市等。后来，我们将之归纳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经济和科技，即创新之城；第二个维度是社会和文化，即人文之城；第三个维度是生态和环境，即生态之城。

　　我具体解释一下这三个维度。

　　维度一：更具活力的创新之城（经济和科技维度）。在这个维度下，我们有四个需要关注的领域：城市核心功能、枢纽门户地位、交通服务能力和就业创业环境。我们知道，上海有“五个中心”建设，但是上海还需要做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如果一个城市具有文化吸引力，那么它必然是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热门之选。去年的相关数据显示，上海的国际航空旅客中转率比较低，而这与上海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目标有明显差距。这次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不再使用中央商务区CBD的名称，而是改用CAZ，即中央活动区。这一概念是伦敦率先提出的。现在的全球城市不仅是金融中心，还涵盖了科技创新、旅游目的地等多种功能，因此上海也采用了中央活动区的概念，卓越的全球城市应是多维度的。

　　维度二：更富魅力的人文之城（社会和文化维度）。这个维度也包括四个领域：构建多元社区、保护历史遗产、塑造城乡风貌和培育文化氛围。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15分钟社区公共服务的生活圈。包括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都要在15分钟步行内可达。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80%，2018年上海的数据还只有65%。要从65%达到80%，压力很大，政府还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维度三：更可持续的生态之城（生态和环境维度）。同样有四个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绿色生态网络、环保治理体系和综合防灾能力。在相关的核心指标数据中，上海有一项数据亮了红灯，就是垃圾填埋率。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有一个台北的最佳实践项目，名称是“垃圾不落地”。时任台北市长郝龙斌当时有两句话让我记忆深刻：第一句是“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第二句是“但是如果要做到垃圾变成资源，垃圾扔的时候要分类”。台北花了十几年做到了这一点，上海今年7月1号也开始了这项工作。我们的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零填埋，目前仅有40%，还有两年时间，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尽管面临这么多挑战，但我们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去年上海黄埔江两岸45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就体现了我们政府的执行力。这样的工程项目，纽约做不到、伦敦也做不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水平，是体制决定了我们强劲的执行力。但是要把体制上的优势化为真正的胜势，决策一定要正确。

　　2.发展模式转型：从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发展。一是底线约束。上海现在划出了四条底线：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上海明确了城市用地总量，这是大陆城市规划里第一次提出城市建设用地负增长。二是内涵发展。因为划定了用地总量的红线，不可能再有新的土地出来，所以把都市更新提到很高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有这方面的体制优势。比如，台北的都市更新计划要真正推行并不容易，要受到党派之争、利益抗争等多种因素制约。日本的六本木都市更新花了17年，前面13年都是在做协调工作。三是弹性适应。我们的规划思维已经彻底转变，建立了空间留白机制，完善多情景规划策略，创新功能布局弹性模式，构建动态调整机制。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认为，需要为未来的发展留出一定的弹性适应空间，因此不必为每一块地涂上颜色。按照我国传统的都市计划法，计划内用地都要涂颜色。这次上海留了将近三百平方公里作为战略预留区。

 

创新发展与城市活力

张基义、朱世铭、陈宏民、尤建新

 

　　在2019年沪台研讨会的第一场专题研讨中，台湾创意设计中心董事长张基义、85度C总经理朱世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陈宏民、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尤建新，围绕设计创意、宜居城市建设、创新方式、创新生态和城市活力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张基义：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创新和活力离不开设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进行重大投资前，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研究与规划，不但能够提升整体施政满意度，而且能够提高人民的获得感。2010年，欧盟将“设计”纳入创新政策中。28个欧盟成员国中，目前已有15个国家明确将设计纳入国家创新政策，部分国家还在地方政府中设置“设计长”或“设计官”一职，以设计驱动创新来强化国家整体竞争力。2011年美国设立公共政策实验室，由设计与社会科学跨领域成员所组成，制定施政策略，执行公共服务计划，致力于改善公民生活、教育、工作等福祉。这一实验室通过服务设计，解决纽约市社会住宅问题，提高市民就业机会，刺激当地消费，有效提高了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相关研究还发现，设计能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带动企业成长。根据美国股市中长期动向指标DMI数据，近10年来，强调设计的企业股价要高出其他企业211%。英国设计委员会Design Council的研究数据显示，每投资设计1英镑可产出4英镑利润，并增加20英镑销售。比如，他们发现由于民众缺乏运动，每年造成财政损失74万英镑，因此通过公共政策设计，增加公共区域的活动空间，不但提高了民众的运动意愿，而且提升带动了观光效益。

　　我觉得，设计是台湾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在这方面台湾有很好的基础。《2010全球设计观察》报告上，台湾的设计竞争力排名全球第13。从2006年起，台北就把世界设计之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台北市政府开展设计导入公共政策，重视提高公务人员设计素养，自2012年起首创“设计城市首长学分班”，并于2013年起开办市府公务人员“设计城市学分”，让设计成为公共部门的共通语言与普遍共识。实际上，在公共政策中引入设计美学，城市景观改造的成功例子很多。比如，台北曾发起一个“小招牌制造所”运动，路人只需扫描改造后的广告小招牌，就可听到设计师深入解析小招牌设计背后的有趣故事，让人体会每一面小招牌的温度。后来，这样的模式成为了台湾广告招牌的新标准。此外，还有变电箱色彩计划、捷运站作品展示设计、桃园机场行李转盘设计等，都非常有效地以设计改善生活，为都市注入创意，提高都市黏性。

　　朱世铭：一个城市的活力与是否宜居密切相关。作为台湾的餐饮业从业者，我们十分关注这一点。大陆的“十三五”规划中“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为城市活力的建设和提升，提供了明确清晰的方向和目标。上海是我们的发展重点。2007年，85度C首家门店在上海开张。目前在全国共有8个工厂、600多家门店，其中上海129家，为2万多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这背后最大的原因是，上海是一座开放、包容、创新、活力的国际现代化大都市。上海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上海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在各个方面都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不断探索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2018年，上海市民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得分为85.4分，市民食品安全满意度得分为80.7分。正因为这样，我们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才能获得好的发展。在上海，如果不创新，那就不会有发展的机会。85度C独创了“烘焙+”创新模式，突破了原有烘焙店单一零售，以工厂配送为主的经营业态，将“现烤面包+西点+饮料”三足鼎立的经营新模式带入了整个产业。同时，通过新品面包研发、新型饮料创造的奖励机制，激励员工在专业技能上不断突破与创新。85度C的门店也不断迭代更新，如今已经发展到三代店，从店面空间设计到升级消费体验，都让消费者体会到最用心的服务与舒适的购物环境。

　　同时，城市旅游指数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城市名片最好的传播途径。美食餐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85度C积极参与城市旅游消费，将旅游城市作为重点开拓的市场。从饮食行业来说，国内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美食，在这方面台湾的餐饮业并无优势。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给予顾客一种方便性，希望让顾客体验到一种熟悉的好味道、朋友的好味道。为此，我们一是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如福建泉州“爱在霞淮”母亲节爱心义卖活动、苏州姑苏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主题党日活动等；二是积极参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各大城市的台商协会活动，争做两岸城市交流的大使。

　　陈宏民：大家都说要创新驱动，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怎样的创新理念就会引导你做出怎样的创新。创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连续性创新，创新的产品、技术或服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展开，保持了原有的各种属性，只是变得更快、更便利、更安全、更鲜艳、更清晰等等；另一种是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彻底改变原有模式，重新设计功能，重新制订标准，比如数码相机颠覆了胶片相机。

　　其实，还有一种基于两者之间的创新，我称之为“连接创新”。比如，著名的太阳马戏团每年都来上海表演。马戏曾经是非常流行的娱乐项目，但现在这一表演形式已经日落西山。如果把动物驯得更可爱、小丑表演得更可笑，这是连续性创新；如果认为马戏没戏了，更换门庭改做戏剧，这就是颠覆性创新。而太阳马戏团的做法介于两者之间，它把马戏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舞台剧相结合，用马戏的表演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使表演兼有马戏的轻松愉快和戏剧的绚丽和情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市场上广受欢迎的黄尾葡萄酒，就是把葡萄酒和饮料糅合在一起，将原来不消费葡萄酒的顾客——那些啤酒、鸡尾酒的消费者请进了葡萄酒市场。今天的智能手机，其实是介于15年前传统手机和电脑之间的一个产品。因此，连接创新是一种蓝海战略。两种有一定相关性的商品或服务，原先并没有被认为是同一个市场，所以两者之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是一片空白地带。如果设法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桥梁，桥梁上的风景就有了特色，形成了既不同于甲又不同于乙，介于两者之间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当然，怎样在两种产品、两个市场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这其中有大量的技巧，找得好会左右逢源，找不好就变成腹背受敌。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创新理念，对于城市发展、企业经营都很有参考价值。

　　尤建新：和大家分享关于创新生态和城市活力的三个观点。

　　第一，健全城市创新生态，是创新发展不能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软实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生态的改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在法律法规及城市文化中逐步体现。比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进步，构建出许多新的产业、业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带来了诸如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保护、互联网消费质量保障、数据准入等新问题，给城市治理结构和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我认为，保持健康竞争是健全创新生态的重要目标。

　　第二，创新生态建设应服务于企业创新发展，提升城市经济社会健康水平。城市发展的核心细胞是企业。企业活力不仅是城市竞争状态的重要反映，也是经济社会健康的体检指标。比如，美国经常讨论的是硅谷和128公路，中国大陆经常比较的是上海和深圳。企业创新活力反映出城市创新生态的水平。特别要注意的是，创新生态建设服务于企业创新发展，不仅仅是指最后营销过程中的竞争，还有资源获得过程中的生态健康需求，包括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知识市场等给予创新和发展的生态支持。

　　第三，创新生态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发展需求。人的流动性是城市资源的重要体现。人是一切创新活动的核心，也是创新活动的服务目标。所以，城市百姓的感受度是创新生态的重要测评指标。为什么有些城市吸引不了人才？我想，城市活力体现在吃穿住行娱等各个方面，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需求。因此，吃穿住行娱、科教文卫体的丰富多彩是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要素，是城市活力的软实力体现。上海和台北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我觉得，美国的东海岸城市群、美国的旧金山湾城市群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目标。

 

人文特色与城市魅力

李永萍、周庄云、季 平、赵丽宏

 

　　在2019年沪台研讨会的第二场专题研讨中，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萍、台湾信义房屋集团策略长周庄云、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季平、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赵丽宏，分别围绕文创产业化、人文城市建设、沪台文化交流、上海历史文化渊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李永萍：怎么体现一个城市的魅力？我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魅力城市，文创加值。一个城市的硬件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而软件做不到。要展现城市的魅力，离不开文化和文创。对于文化和文创的关系，我认为文化是传承，是心灵依托，是生活幸福感的来源；而文创是奠基于在地文化的产业升级策略。所以，文化是根源，文创是操作模式。现在整个中国都在谈文化复兴、谈中国梦。我觉得，对于城市来说，体现城市魅力和城市文化的关键，在于以文创手段将抽象的文化精神具像化、商品化、产业化。台湾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实际操作的经验可以分享。

　　文创其实有两个维度：一是文创产业化，二是产业文创化。如果单纯地要实现文创产业化，除了影视和动漫外，把一种文创商品做成支柱型商业是很难的。但如果转变思路，产业文创化，让传统产业通过文创的方式再生、加值，前景一下子就开阔了。台湾用了大约15年，将文创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新型的城乡发展战略。

　　台湾文创成功的根源有三点：第一，跨界、多元和混搭。台湾西门红楼、华山1914、松山文创园区等比较著名的文创园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充满混搭风格的复合式体验经济与跨界展演，尖端艺术和商业活力和谐相处，原创精神与大众消费无碍交流。千万不能搞一条街、不能搞主题园区，一定要混搭。第二，相信年轻人。文创实体空间的运营中，创意育成是重中之重。年轻人充满狂放的创意，充满创新的活力。所以，文创的起点就是要多给年轻人机会。政府要做的是搭建一个低门槛、高效益的文创平台，比如创意市集与街头艺人。第三，文创园区、街区的运营重点不能落入单纯招商、做二房东的陷阱。如果把台湾与大陆的文创园区进行比较，我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于经营上。文创园区不是房地产，因此长租不宜超过30%。通过短租，让好的创意展览、好的表演活动源源地不断进来，园区活力才会体现。文创园区不能简单地追求盈利，因此不能有过多餐饮，否则很容易变成饮食一条街。文创园区的收益要靠各种跨界原创活动，靠组织各类会、展、演、策划等多元化内容。

　　周庄云：过去15年，我们企业致力于推动“社区营造”计划，构建一个和谐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人文环境更加美好的生态。“社区营造”计划是指由社区居民主动发掘、参与的一些课题，一般都为人文类。课题目标包括满足居民生活交际需要、保存和延续社区历史文化、拓展社区公共空间、保护社区所在地环境、发展产业经济等等。社区营造的重点在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让居民的生活更美好，这与上海世博会时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实是一致的。根据我们的统计，15年来，我们的社区营造项目中，大概有37%是针对人文教育方面的。也就是说，其实居民非常在意人文特色这件事情。

　　台北市有一个“天母水道祭”。十几年前，一群社区妈妈在不经意间发现，天母地区1932年就建立了台湾第二条饮用水供水系统。她们认为这是当地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就去寻找遗迹，结果找到了一条绵延十多公里、目前还有14处遗迹存在的水道系统。为此，她们申请了古迹存留，并在15年前开始申请“社区营造”计划，举办“天母水道祭”活动。通过活动，让当地居民了解更多本地历史，对社区有更多的认同感、荣誉感。另一个例子是新北市的淡水、三芝地区，当地居民都是200年前从福建同安地区迁移过去的，他们共同祭拜一个乡土神明“大道公”。因未建庙，200多年来各个村落每年轮流举办“八庄大道公轮祀祭典”，这是台湾北海岸地区最特殊的人文活动。十几年前，当地年轻人认为这是老古董，不愿意参与这个活动了。当地一个文史基金会，通过“社区营造”计划，采用了很多新形式吸引年轻人。比如，原来的祭奠活动都要杀猪，现在用糖果、饼干做成纸制猪，制作绘本动画，开展说故事、戏剧表演、祭典导览等系列乡土教学活动，让孩子在艺术体验中认识乡土文化。

　　因此，从社区营造的观点来看人文城市：第一，一个城市从建成到现在可能经历了很长时间，一个人文特色城市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上的。人文特色城市的建立，需要居民的高度参与；第二，一个城市可能有数百、数千个社区，如果每一个社区都发掘当地的人文特色，那么整个城市就会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特征；第三，有了居民的高度参与，他们对社区，进而对整个城市就会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和荣耀感。

　　季平：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有其特有的海派文化。上海与台湾的交流一直是海峡两岸交往的重要篇章，而沪台两地的文化交流则是这一篇章最重要和华丽的段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不少台湾同胞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涌现了许多精彩难忘的人和事。他们寻梦沪上，浓淡相宜，各显其彩，充分印证了融合共享、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真谛，也共同成就了海派文化的丰厚底蕴。

　　今天我想讲三位在上海的台湾文化人的故事。第一位是李天禄，外江派布袋戏的开山祖师，是最具影响力的布袋戏艺师，曾获纽约世界偶戏协会颁发的“首届杰出艺和奖章”。布袋戏是台湾最有魅力、迄今唯一可在台湾庙会酬神或大众娱乐市场占得一席之地的木偶戏，受到男女老少“近乎宗教般”地欢迎，因其强烈的本土文化象征，也成为台湾文化最热门的“图腾”。李天禄与上海的渊源有两个。一是1927年上海赵福奎率领京剧班赴台表演，京剧的套头、剧情令李天禄着迷不已，开始把京剧元素引进布袋戏；二是1947年李天禄在台湾朋友庄先生的介绍下来沪演出，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大名鼎鼎的京剧宗师“麒麟童”周信芳。两人非常投缘。据他本人在回忆录所述，他的布袋戏受到周信芳很大的影响。第二位是何非光，一位在20世纪30-40年代末活跃于中国影坛的台湾优秀电影演员、编剧、导演。他是抗战期间拍摄抗战题材电影最多的两位中国导演之一，其执导的电影《东亚之光》，主要演员全部由日本战俘出演，是当年的一大新闻事件，被誉为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1948年，他回到台湾拍摄的影片《花莲港》，是第一部以台湾少数民族为题材的大制作爱情影片。何非光从事电影行业完全是因为上海。他16岁从台湾来到上海，原本在一家诊所打工，认识了来看病的电影演员，就去片场玩。有一次，一位女演员不会骑马，何非光上去做替身，从此走上了电影艺术道路。第三位是当代台湾文化人赖声川。他长期从事舞台戏剧创作，是华文世界最著名的剧场工作者之一，被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现今中文最顶尖的剧作家”。2015年，他在上海徐汇区创立“上剧场”，是世界上少数由戏剧家自己设计，用以展现其作品为主要目标的专属剧场。

　　三位台湾文化人的故事都与上海有关，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喜欢上海。我期待，有更多的两岸文化人在上海这个舞台上，共同谱写出更好的、更优美的作品。

　　赵丽宏：我在上海生活六十多年，见证了这个城市经历过的几个时代。我常常以自己的书房为座标，怀想曾经发生在上海的种种故事，时空交错，不同时代的人物纷至沓来，把我拽入很多现代人早已陌生的空间。

　　我住在上海最热闹的淮海路，一个世纪前，这里是上海的法租界。很多人物和事件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中光芒闪烁。和我的住宅几乎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座融合欧洲古典和中国近代建筑风格的小楼，孙中山曾经在这座楼房里策划他的建国方略。离我的住宅不到两百米的渔阳里是一条窄窄的石库门弄堂，陈独秀曾经在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下编辑《新青年》。离我的住宅仅三个街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里召开。从我家往西北方向走三四个街区，曾经是犹太人沙逊为自己建造的私家花园。从我的书房往东北方向四五公里，曾经有一个犹太难民据点。从我书房往东几百米，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那栋石库门小楼里，曾是流亡的韩国抗日爱国志士集聚之地。有意思的是，身处水火之中的上海，却慷慨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游子。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阴柔的城市，上海的美，是女性之美。我对这样的说法并无同感。和我居住的同一街区，有京剧大师梅兰芳住过的小楼。梅兰芳演的是京剧花旦，但他却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抗战八年，梅兰芳就隐居在那栋小楼中，蓄须明志，誓死不为侵略者唱一句。从我的书房往东北走三公里，在山阴路的一条弄堂里，有鲁迅先生的故居，鲁迅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九年，这九年中，他写出了多少有阳刚之美的犀利文字。

　　从我的书房往东，能走到外滩，沿着外滩一路看去，数不尽的沧桑和辉煌。外滩，如同历史留给人类的建筑纪念碑，展现了上个世纪的优雅和智慧，而江对岸，浦东陆家嘴新崛起的现代高楼和巨塔，正俯瞰着对岸曲折斑斓的历史。一个城市的变迁，缓缓陈列在一条大江的两岸，风云涌动，波澜起伏，犹如一个背景宽广的大舞台，呈示在世人的视野中。

　　历史不会被湮灭。在记忆里，在遐想中，在形形色色的文字里，历史如同一条活的江河，正静静地流动。走出书房，在每一条街巷，每一栋楼宇，每一块砖石中，我都能寻找到历史的足迹。以一片落叶感受森林之幽深，以一粒沙尘感知潮汐之汹涌，我看到的是新和旧的交融和交替。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是在这样的交融和交替中成长着。

 

生态宜居与城市品质

陈光雄、廖嘉展、吴爱忠、朱建江

 

　　在2019年沪台研讨会的第三场专题研讨中，台湾绿智汇产业联盟创办人陈光雄、台湾新故乡基金会董事长廖嘉展、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吴爱忠、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朱建江，分别围绕生态环保与循环经济、贫困社区发展、上海乡村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陈光雄：今天，我想从城市品质的角度来谈谈生态环保和循环经济。人类面临三大问题：气候变暖、人口爆炸、城市化。有人说明天会更好，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未来充满危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都在追寻纽约、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这样的大城市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化难题：交通拥堵、基础建设老化、人口老龄化、热岛效应等。我相信，所有的大城市都不愿意出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现在的城市是工业革命后的城市。中国的地理条件复杂，是全世界各类地理条件的综合体，从温带、亚热带到热带，各种气候条件全部都有，这些地方的治理方式各不相同。有效地面对及解决问题要用智慧的方法。智慧城市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智慧城市包括产业经济、社会民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市政管理和环境资源六个领域。其中环境资源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又包括智慧水务、静脉园区（垃圾回收和再资源化利用的产业园区）、智慧环保、智慧能源等核心要素。每一项要素都有其技术内涵，需要不同的企业合作。如何把其整合在一起，是一门学问。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金融科技、区块链等新技术、新概念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利用好这些新技术？如何将智慧城市、循环经济的各个要素整合起来？新世界的冲击，就是城市重生的转机。如果把城市比喻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紧密关系。透过产业生产的创新，可以带动发展能量与活力效益，推动生活上的人文底蕴，带来城市的人才与魅力效益。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常州钟楼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采用了我们的规划方案。我的规划理念是“智慧运用+生态环境+住居需求=智慧生态城市”，目标是营造一个创新、节能、低碳、环保、永续、高龄友善与人性化的智慧生态社区。在我规划的园区里，城市工业不仅仅是工业，还包含了温室农业，低碳而环保。因此，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循环经济，从这里开始。

　　廖嘉展：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如何为被大地震摧毁的最贫困社区找到发展之路。1999年，我们成立了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希望通过民间共同参与，不完全依赖政府政策的方式，解决部分社会问题。

　　地震后，一个重灾区——桃米社区主动找到我们，希望得到帮助。我们进去后才知道，这是附近乡镇最贫穷的社区。当地年轻人说，假如没有新的产业发展，即使重建了房屋，他们最后还是会离开，因为当地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聘请专家做了社区资源的盘整。大陆的贫困地区可以在政府的强力协助下直接引入资金，台湾的情况不同。台湾做社区营造，背后一定要有社区资源做长期支撑，特别是企业的支持。但是像桃米这样的贫困社区，几乎没有企业愿意进入。通过对整个社区资源的差异化分析，我们发现桃米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台湾有31种青蛙，而桃米有23种。台湾80%的原生种青蛙可以在这个地方被发现，这证明了当地的生态多样性和优秀的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创立了主打生态元素的“桃米生态村”发展愿景。结合生态保育、生态旅游和生态社区的桃米生态村，成为我们灾后重建的重要模式。我们开展的主要工作项目有生态环境的建构、解说员的培训与认证、民宿的经营与管理、地方特色亮点发掘等。在很多国家，生态旅游都是非常昂贵的旅游形式，而解说员代表社区与游客分享在地生态、在地智慧是很重要的窗口。因此，我们的解说员培训非常严格。同时，我们还培训社区居民开发另一个事业——桃米民宿，让每一家民宿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风格。慢慢地，口碑建立起来了，桃米成为了著名的生态旅游圣地和环境教育基地。没有资本进入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改变价值观念。这背后的关键点是，让社区居民产生对自己故乡的新的认同，在认同的过程中建立对故乡的自信。我们要启发的是一种新的社会行为，那就是通过居民爱惜、爱护家乡的历程来激发他们的社会参与感，来诠释展现社会行动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展现，也回馈了许多经济收入。现在桃米一年经济产值约1亿5000万新台币。我觉得，这是地震后20年发展过程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部分。通过社区居民的努力，一个村庄的命运被改变了。采用同样的方式，我们在埔里等地方也有成功的实践。

　　在大陆，比桃米更有特点的小村庄不知凡几。这种价值，可以在我们每一个省份、每一个村庄得到再现。我们多年的实践证明，在再造地方魅力、发展新形态绿色产业的过程中，让社区居民形成一种城乡交流、公众参与的社群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可以繁荣地方的经济，还可以带给他们幸福感，形成人和社会的双赢。

　　吴爱忠：上海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滋养。要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的价值，让乡村成为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色。上海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从中心城区向广大郊区拓展。乡村既要承接新型产业和城镇人口的转移，又要承担着鲜活农产品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乡村风貌保存、市民休闲旅游等功能。上海必须要加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形成与全球城市相匹配的城市品质。

　　目前，上海美丽乡村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一是村庄布点过于分散，空间形态调整有待加快。上海农村地区居住分散，自然村散落的特点比较明显。沿海的奉贤、金山自然村散落的特点尤为明显，两区小型自然村，分别占区自然村总数的56%和65%；二是乡村建设统筹不够，建设水平有待提升。乡村规划编制未能完全与美丽乡村建设同步推进，乡村规划的执行力较低，空间调整和优化工作难以完全落地；三是长效机制有待完善，乡村发展动力有待增强。2015年以来，低端、低效的村办企业逐步退地复垦，在乡村生态环境得到优化的同时，也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持续增收。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对财政资金的依赖越来越大，按需落实管养资金给地方财政带来一定压力。乡村发展的内生活力未被有效激发，缺少持续发展机制。

　　因此建议：一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激发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制定美丽乡村建设“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厘清区、镇、村的分工，明晰责任边界，加强监督考核。加强项目、资金资源整合，重心下沉、权力下放，充分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加强规划引领，注重村庄规划与市、区、镇规划的无缝衔接，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方向。二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美丽乡村建设经济基础。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力发展农村产业。要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供给、提质增效，着力培育扶持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一批农业品牌，努力发展三产融合，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的投入机制，明确区、镇两级出资范围和标准，为美丽乡村相关项目建设、运行、维护提供资金保障。创造条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出台优惠政策，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使社会资本有利可图。三是聚焦乡村文化建设，丰富美丽乡村建设文化内涵。充分挖掘各地传统历史文化，将其作为凝聚人心、增加村民向心力的关键抓手，切实提高村民的自豪感和社会地位。将历史文化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作为农村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同时，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乡规民俗的作用。

　　朱建江：我原本出身于农村，但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做城市旧区改造和新区开发工作，慢慢把农村淡忘了。后来，我被调到崇明、嘉定工作，又回到了农村。在工作中，我重新认识了农村的生活。我非常认同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前期，农村衰落是必然的，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世界都是如此。但当工业化、城镇化走到中后期，如果农村还不振兴，那么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是不利的。今天，我要谈谈上海乡村的问题。

　　第一，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已经走入工业化、城镇化后期，但仍然有建设乡村的使命。有些人很惊讶，上海已经迈向全球城市，怎么还会有乡村问题？在调去崇明前，我也不认为上海还有乡村问题。唯有当我亲身经历了五年工作，天天深入到田间地头，才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上海市域面积6340平方公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还包括了大量的农村地区。据我估算，如果扣除郊区新城，大概75%左右是乡村，25%左右是城镇空间。上海的农村怎么来的？事实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最初上海面积447平方公里，建国后一直到1958年都只是600多平方公里。后来中央希望为上海配置粮食、蔬菜基地，将江苏省十个县划入上海。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放开、资源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城市的粮食、蔬菜已不需要郊区供应，农村对上海的意义就不再那么举足轻重了。因此，上海是有广大乡村地区的。

　　第二，在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目标下，除了城市区域的发展，上海需要充分、平衡地发展农村与农业。这与十九大的论述“我国社会主要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必须推出一个覆盖上海全域的、精细化现代化的城镇发展规划。因为，如果不治理农村的污水，污水是要流到城里去的；如果不翻建农村的破烂房屋，影响的也是上海的整体风貌。如果到了2035年乃至2050年，上海还有如此大的城乡差距，那我想，上海是无法完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目标的。

　　第三，如果前两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未来的前进方向及内容都需要重构。我们需要重新设定未来发展的主战场，系统地思考、规划包括中心城区、镇和乡村的整体发展之路。我由衷地为农村呼吁，让我们多给农民朋友一些发展的机会。